虞文兵主演的黄梅戏《太阳山上》剧照。虞文兵供图
每次演出前的黄昏，我总爱一个人坐在窗前，看夕阳斜斜地照进来，微尘在光柱里被染成金色的星。
第一次读《太阳山上》的剧本，就是在这个时刻。一口气读完，又反复品读最后一幕李安本11分钟的独唱，泪水不自觉滴落，落在纸张上。那一道阳光的弧线里，我似乎看到一条蜿蜒山程，无数身影在时代洪流中向上攀登。李安本是其中一个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
我的思绪被拉回儿时乡村小屋的门前，“黄莺树上声声唱……”旧收音机的声音略显沙哑，母亲边洗菜边跟着哼唱。儿时的我，戴着一顶自己做的纸扎“盔帽”，攥着两条毛巾“水袖”，跟着戏音起舞。那时觉得能学戏就是实现梦想。
我的母亲曾是一名农村班社的花旦，做什么都爱哼着黄梅戏，我也跟着哼。初二那年，我走出山村，去往市黄梅戏校学戏。初来乍到，我甚至连调门是什么也搞不清楚，“我大抵是没什么天赋。”也是从那一刻，我为自己定下了“努力练基本功”的信念。我是幸运的。成长路上，有很多前辈、老师不吝赐教，用心传授方法、经验，指引我不断向前、向上。
展开剩余62%演员和角色的相遇，应该是有一种缘分的。《太阳山上》中的李安本并非传统戏曲中脸谱化的英雄，而是一个有着明显性格缺陷、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——一个贪生怕死、精于算计的国民党电报员。他从被迫上太阳山到最终完成精神上的蜕变，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。这个过程中，是新四军用实际行动、用坚定信念，为李安本点亮了他生命中的一束光。
最初理解这个人物，我更多依靠的是技巧。导演团队和我一起为李安本设计了很多动作、体态。前期，身形佝偻，眼神闪烁，动作幅度小且快，带着市井小民的狡黠与惊慌，甚至融入了一些丑行的表演技法，突出其滑稽与不堪。随着剧情推进，在与新四军战士的共处中，尤其是在生死考验面前，他的形体逐渐舒展，眼神变得坚定，步伐也沉稳起来。这种外部的变化，是演员的基本功，是塑造人物弧光可见的骨架。
然而，真正在表演中理解人物是在去年。在《太阳山上》即将演出之际，我的父亲住院了。那种害怕失去的深切恐惧，与李安本初上太阳山时的惶惑，在情感的内核上竟是相通的。我忽然意识到，李安本的成长，是在更崇高的信念感召下，理解了何为“不畏”。他的转变，是在目睹了真正的牺牲与坚守后，被一点点唤醒的过程。
这也让我对自己的从艺之路有了新的理解。少时离家学戏，仅出于满腔热爱。老师们日复一日的悉心教导、在中国戏曲学院的深入研习，让我开始明白何为“担当”，何为“传承”。我的成长，也是一个从关注“小我”到理解“大我”的过程：从渴望舞台的光聚焦到自己身上，到思考如何用这束光去照亮文化传承的路。
因此，当演绎李安本完成最终转变，决定留在太阳山上帮助新四军，发出“最后的电波”时，我所调动的情感，不仅仅是对革命先烈的敬仰，也包含了我个人对职业信念的确认。那些角色，也不再仅仅是戏中人，他们有了分量——那是父亲用脊背扛起的家庭重担，是前辈艺术家托付给我们的传承重任，也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各自的“太阳山”上攀登时所背负的责任。
获奖是荣誉，更是鞭策。它肯定了《太阳山上》这部剧作在艺术探索上的成功，也肯定了我对李安本这一角色的诠释。但于我个人而言，最大的收获在于与李安本共同走过的这段旅程。一个演员的成长，与一个角色的成长，在舞台上交织辉映，这或许就是表演艺术最迷人的地方。我们不是在扮演别人，而是在角色的生命轨迹中，不断地重新发现和锻造自身。
攀登“太阳山”的路程从未止歇。
（作者为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青年演员虞文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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